早知道多要点儿了
戏写出来了,没钱排。王小力就说他认识尊龙app人生就是博王朔。当时廖一梅也正好在给王朔写剧本,还算比较熟,我就去找王朔,上来就跟他说:“听说你最近特有钱?”那会儿他和叶大鹰弄了一个“北京实事文化咨询公司”,叶大鹰是董事长,王朔是总经理,弄了挺多钱。当时听说他要弄 300个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什么的,整个一大工业,特牛 B。我心想,要不我也凑个热闹。我跟他说我要排一个话剧,而王朔完全没看过我之前的作品,我就跟他一通忽悠:年轻人,8个演员,上来就说“我爱我爱我爱我爱”,没情节,特来劲,牛 B什么的。末了王朔说:“哟,你这戏跟别的戏不一样啊!”我说:“那当然!肯定完全不一样!”王朔又问我:“你这戏能有什么影响么? ”因为当时话剧市场还不讲究回收、盈利这回事儿,我又一通忽悠。王朔就说:“行。你要多少钱?”我咬了一下后槽牙,说:“5万。”心里想着,我先要 5万,他要是给我 2万我也够了。结果王朔说:“行。就 5万。 ”我都惊着了,早知道还不如多要点儿。
5万块钱在 1994年真算可以了。我们就开始做道具、排练,做各种准备,心情那个愉悦啊!我们心里还算计好怎么回收了,至少回收一部分,先还给王朔。但当时民间不允许有自己的演出,我们就挂靠了一个北京市政府的一个什么机构,结果我还被骗了!那个人让我给他 1000块钱,说能帮我报批手续什么的,结果他也没给我报成。我现在都忘了那人叫什么了,反正《我爱 XXX》最后就没有公开演出成。我们在美术馆附近找了个小地方,自己演了 6场。
我说了,他就信了;他信了,我就干了
最后 6场全演完了,当时的制作人兼编剧王小力给每个演员发了 100块钱,我们这些创作人员一分钱都没有。最后一天演完了我们就在美术馆附近找了家小饭馆吃了顿家常菜,喝着酒,唱着歌,特高兴。这 5万块钱花了戏没公演成,我也没觉得对不起王朔,我就觉得哥们儿我做了一个特牛 B的戏,洋洋得意。但其实我内心特别感激王朔。在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时刻,一个人,他没看过我的戏,也不知道这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小混蛋,但我说了,他就信了,他信了,我就干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觉得《我爱 XXX》对我最大的意义在于,当时我一直崇尚一种新的戏剧,《我爱 XXX》是我在追求我的新的戏剧道路上的第一步,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。它给了我自信,它告诉我我可以做一种完全不一样的,谁都看不懂的,甚至我自己都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戏;它告诉我:“孟京辉,你这辈子可以胡来,没有人伤着你,好多人还会帮助你,你还牛了 B了。”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!所以之后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胡来,之前我做点儿小努力还得拘谨着;现在呢,我不胡来,还有谁敢胡来?!
王朔当年也来看了,他也觉得特好,虽然没公演成。这次重排王朔不来看,但我还是会告诉他这事儿,我还打算录个像给他看。不过那 5万块钱我是到现在也没还他呢,他也没问过。
跟所有的戏彻底不一样
我记得当时我突然发现,如果一个人一直说“我爱我爱我爱我爱……”一直说,说烦了,“我爱”不就成了“我 CAO”,或者“我去你大爷的”、“我别扯淡了”,语言的内涵就变了。人不都说“谎言说一千遍就能变成真理”吗?我就想,那真理要是说一千遍,是不是也就会有人开始怀疑了?这是件很奇怪的事儿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界定胸有成竹和胡说八道?语言的力量很强大,我觉得我得讨论一下语言对人的行为的影响。《我爱 XXX》跟当时所有的话剧都不一样,而且是彻底不一样。对不起,没有情节,我们就这么狠,就这么狂。
我生在上世纪 60年代,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。那会儿全世界都 High了,这边儿文化大革命,那边儿五月风暴,再那边儿嬉皮士运动,乱七八糟,从艺术到哲学、经济、政治……全都 High了。年轻人渴望改造世界,我们觉得我们是“60年代之子”,我们是 60年代被撒出来的一群小精灵,《我爱 XXX》就以 60年代为原点,60年代,在美国、欧洲、中国,在全世界各地,我们降生、牙牙学语、白衬衫、蓝裤子、青春期、肉体、社会现状、物体的形状……每个年代都是一群有共性的个体,《我爱 XXX》的脉络很清晰。而如今再做《我爱 XXX》,我觉得这部戏更多地承载着一种对青春的见证,每个人对青春的回忆和情绪的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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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作者:日期:2024/03/10浏览:
早知道多要点儿了
戏写出来了,没钱排。王小力就说他认识尊龙app人生就是博王朔。当时廖一梅也正好在给王朔写剧本,还算比较熟,我就去找王朔,上来就跟他说:“听说你最近特有钱?”那会儿他和叶大鹰弄了一个“北京实事文化咨询公司”,叶大鹰是董事长,王朔是总经理,弄了挺多钱。当时听说他要弄 300个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什么的,整个一大工业,特牛 B。我心想,要不我也凑个热闹。我跟他说我要排一个话剧,而王朔完全没看过我之前的作品,我就跟他一通忽悠:年轻人,8个演员,上来就说“我爱我爱我爱我爱”,没情节,特来劲,牛 B什么的。末了王朔说:“哟,你这戏跟别的戏不一样啊!”我说:“那当然!肯定完全不一样!”王朔又问我:“你这戏能有什么影响么? ”因为当时话剧市场还不讲究回收、盈利这回事儿,我又一通忽悠。王朔就说:“行。你要多少钱?”我咬了一下后槽牙,说:“5万。”心里想着,我先要 5万,他要是给我 2万我也够了。结果王朔说:“行。就 5万。 ”我都惊着了,早知道还不如多要点儿。
5万块钱在 1994年真算可以了。我们就开始做道具、排练,做各种准备,心情那个愉悦啊!我们心里还算计好怎么回收了,至少回收一部分,先还给王朔。但当时民间不允许有自己的演出,我们就挂靠了一个北京市政府的一个什么机构,结果我还被骗了!那个人让我给他 1000块钱,说能帮我报批手续什么的,结果他也没给我报成。我现在都忘了那人叫什么了,反正《我爱 XXX》最后就没有公开演出成。我们在美术馆附近找了个小地方,自己演了 6场。
我说了,他就信了;他信了,我就干了
最后 6场全演完了,当时的制作人兼编剧王小力给每个演员发了 100块钱,我们这些创作人员一分钱都没有。最后一天演完了我们就在美术馆附近找了家小饭馆吃了顿家常菜,喝着酒,唱着歌,特高兴。这 5万块钱花了戏没公演成,我也没觉得对不起王朔,我就觉得哥们儿我做了一个特牛 B的戏,洋洋得意。但其实我内心特别感激王朔。在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时刻,一个人,他没看过我的戏,也不知道这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小混蛋,但我说了,他就信了,他信了,我就干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觉得《我爱 XXX》对我最大的意义在于,当时我一直崇尚一种新的戏剧,《我爱 XXX》是我在追求我的新的戏剧道路上的第一步,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。它给了我自信,它告诉我我可以做一种完全不一样的,谁都看不懂的,甚至我自己都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戏;它告诉我:“孟京辉,你这辈子可以胡来,没有人伤着你,好多人还会帮助你,你还牛了 B了。”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!所以之后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胡来,之前我做点儿小努力还得拘谨着;现在呢,我不胡来,还有谁敢胡来?!
王朔当年也来看了,他也觉得特好,虽然没公演成。这次重排王朔不来看,但我还是会告诉他这事儿,我还打算录个像给他看。不过那 5万块钱我是到现在也没还他呢,他也没问过。
跟所有的戏彻底不一样
我记得当时我突然发现,如果一个人一直说“我爱我爱我爱我爱……”一直说,说烦了,“我爱”不就成了“我 CAO”,或者“我去你大爷的”、“我别扯淡了”,语言的内涵就变了。人不都说“谎言说一千遍就能变成真理”吗?我就想,那真理要是说一千遍,是不是也就会有人开始怀疑了?这是件很奇怪的事儿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界定胸有成竹和胡说八道?语言的力量很强大,我觉得我得讨论一下语言对人的行为的影响。《我爱 XXX》跟当时所有的话剧都不一样,而且是彻底不一样。对不起,没有情节,我们就这么狠,就这么狂。
我生在上世纪 60年代,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。那会儿全世界都 High了,这边儿文化大革命,那边儿五月风暴,再那边儿嬉皮士运动,乱七八糟,从艺术到哲学、经济、政治……全都 High了。年轻人渴望改造世界,我们觉得我们是“60年代之子”,我们是 60年代被撒出来的一群小精灵,《我爱 XXX》就以 60年代为原点,60年代,在美国、欧洲、中国,在全世界各地,我们降生、牙牙学语、白衬衫、蓝裤子、青春期、肉体、社会现状、物体的形状……每个年代都是一群有共性的个体,《我爱 XXX》的脉络很清晰。而如今再做《我爱 XXX》,我觉得这部戏更多地承载着一种对青春的见证,每个人对青春的回忆和情绪的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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